九、黄河长江流域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据今10000年前后，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据今50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流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左右，河洛古国、良渚文明、红山文明、山东龙山文明相继崛起，构成了史前文明中国满天星斗的状态。据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同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兼容革新能力，以及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奠定了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发展基础。

国家博物馆是世界上单体面积最大的博物馆，馆藏文物数量140万余件，其中古代文物81.5万件，现代文物34万件、古籍善本24万余件。馆内的《古代中国陈列》常设展汇聚了全国博物馆馆藏的精华，以王朝更替为主要脉络，分八个馆陈列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反映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状况的精品文物，每一件文物都是无以伦比的国之魁宝：新石器时代的玉龙、体现仰韶文化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商代后期的后母戎青铜方鼎、四羊方尊、西周早期的大盂鼎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与精彩和中华民族的创造与智慧。我们多次参观《古代中国陈列馆》，陶醉在精美的文物中，每次都到闭馆时间才离开。

基于紫禁城建筑基础的故宫博物院，曾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古代文物，包括清宫遗留下来的三代鼎彝、远古玉器、唐宋元明之书法名画、宋元陶瓷等，还有大量图书典籍文献档案。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从故宫掠走铜质物品149件。1949年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挑选了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至今还有2176箱仍存与南京博物院。经过70余年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故宫博物院目前有71万件清宫旧藏文物，修复了11余万件，还有22万件新入藏文物。我们曾多次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感受到故宫在文物布展和文创理念方面的巨大变化。今年10月，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举办、中国银行特别支持的文物联展，依托其丰厚的典藏，通过故宫博物院的375件文物和国家博物馆的45件文物，探寻中国“和合”文化的历史渊源，展示中华民族“上和合、求大同”的发展脉络。

在2017年至2022年间，我们先后参观了国家博物馆的71个专门展览.每一个展览都精彩无比。这些展览多是国家博物馆和各省博物馆的专题展，涵盖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列举一部分如下：《积厚流广——国家考古成果展-2022》、《中国饮食文化展-2022》、《稻源启明——浙江江上文化考古-2021》、《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文物展-2021》、《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2021》《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考古文物展-2021》、《长江文化展-2021》、《浮槎万里——海上陶瓷古代贸易展-2021》、《国色初光-甘肃彩陶艺术展2020》、《河东之光——山西酒务头考古成就展-2020》、《玉出红山——红山考古文化成就展-2020》、《周风遗韵——陕西刘家洼考古成就展-2020》、《舟楫千里——大运河文化展-2020》、《丝路孔道——甘肃文物箐华-2019》、《新疆文物精品——万里同风-2019》、《丝路魁宝——殊方共享-2019》、《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2018》、《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文物-2018》、《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2018》、《大唐风华-2018》、《秦汉文明-2017》、《近20年考古成果展-2017》。

这些展示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的各地文物展，增加了我们对延续不断的5000年中华文明的认识，感受到国家近些年来对考古文物发掘和展出的重视，也从中看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紧密相连。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过程，展示了中华民族传承不绝的独特文化基因。

2014年秋，我们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北、河南和山西三省自驾旅行。在短暂的7天时间里，我们在持续数天的雾霾中，沿着黄河一路行驶奔波，从河北的石家庄到邯郸、从河南安阳向南到开封，从郑州到洛阳，再向西到山西的运城，之后一路向北到临汾、太原、晋中和阳泉，经石家庄返回北京。

在三个省的省会城市，我们分别参观了河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和山西博物院；在河北邯郸，寻到了赵王朝遗址；在河南安阳，参观了世界文化遗产——殷墟宗庙宫殿遗址；在开封，参观了著名的清明上河园和开封铁塔；在洛阳，参观了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庙——白马寺和天子驾六博物馆；在山西运城的芮城县，参观了永乐宫、尧庙、舜帝陵和禹王庙；在临汾市的洪洞县，参观了明代移民遗址——大槐树，可谓是“华夏文明寻根之旅”。

三个国家一级的省博物馆让我们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华民族发祥地的早期文明发展史。中华文明延绵至今，中原文明是这一文明谱系中保存最完整的地域。中国的文字源在甲骨，出于殷墟；中国的姓氏源在炎黄，根在中原；中国的国家源在夏代，都于偃师。河北曾经在春秋战国时期为燕赵国之领地，其国家重点文物的数量与陕西并列中国第一；河南作为河洛文化、汉字文化、姓氏文化等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之源，其拥有30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居全国前列；山西曾是中华民族始祖建都立业的地方，更是享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有900多年历史的释迦木塔、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1500年历史的云冈石窟等等。这三个省博物馆的主题展馆对于我们了解华夏文明的发展脉络很有帮助。

1、河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等

河北省博物院以《石器时代的河北》、《河北商代文明》、《慷慨悲歌-燕赵故事》、《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北朝壁画》、《曲阳石雕》、《名窑名瓷》八个部分展示了河北的古代文化遗产和生产发展水平。

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在商王朝统治时期，河北是商王朝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在河北发现的100多处商代遗址中，中国最早的铁器、古老的医疗器具、最早的实物酒曲和漆器工艺品都展现了我国商代时期的青铜文明，例如中山王的铁足铜鼎、纹饰精美的透雕龙凤纹铜铺首等艺术精品。

在《满城汉墓》展厅，我们看到了1968年称之为“惊天发现”的身着金缕玉衣的西汉中山国的第一代王刘胜及其妻的遗体、大量的陪葬玉器、人俑和车马。满城汉墓中葬物的丰富、器具的精致、金缕玉衣的奢华及其保存的完好程度，充分显示了我国汉代的经济和文化水平，王朝贵族的富贵生活也可见一斑。《北朝壁画》展馆中那些从北朝皇室墓中发现的生动表现历史故事和人物的壁画，让我们感叹几千年前我国古代的绘画艺术水平与艺术品完好保存的程度。《名窑名瓷》展馆不仅让我们了解了河北瓷器在中国瓷器史上的重要贡献，而且欣赏了北朝青瓷莲花尊、宋代定窑白釉刻花龙首净瓶和元代定窑青花釉里红开光褛雕花卉盖罐等很多稀世珍品。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是河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这是汉代灯具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在世界灯具史上都处于领先的地位。长信宫灯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时的油烟随着热空气上升，沿宫女的袖管进入中空的灯体内，冷却后凝结在内壁，避免了室内的空气污染。与欧洲15世纪才创造出的油灯相比，长信宫灯不啻为全球最早的“节能环保灯”。

河北省博物院的《人类进化历程》展，通过泥河湾盆地的考古发现得出结论，早期人类的活动不仅仅限于200万年前东非的奥杜维峡谷。我国河北泥河湾考古发现的大量160万年前的世界上最早的细小石器，就其制作精细程度及改进过程判断，可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的年代向前推进数十万年，达到距今200万年左右。我国考古专家院士认为，非洲的东部和亚洲的中国中原一带同是人类的起源。因为在160万年前，就有如此进步的石器，证明人类起源比过去的认识要早得多。

2、 河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妇好鴞尊、象牙白菜等

创建于1927年的河南省博物院以《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为主题陈列馆，系统的展示中原地区作为华夏的根脉，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时代文化、从夏商文化到西周文化、从东周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化、再到隋唐和宋金元时期的人类进化、生产力与科学发展、以及文明发展的进程。从展出的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刻符龟甲以及陶排水管道，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原始社会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代表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特点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展示了古代中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距今七千至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因被发掘出的较为先进的从锄耕农具到粮食加工工具，而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中国的农业革命最早发生的地方。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的以农业为主的仰韶文化，虽然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但我们看到，用于农耕的石斧、石锄和石铲已出现磨光、穿孔等相对先进做工的印记。同时，作为反映手工业发展水平的制陶业在仰韶文化已比较发达。

我们看到，仰韶文化的代表作—带有土地纹理的红陶罐说明古代人类的手工制作水平。磨光精美的黑陶是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的龙山文化的遗存。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器文物见证了夏商王朝鼎立中原的灿烂文化，显示了夏商延续并创造的青铜文化在中国文明史发展上举足经重的位置。

在安阳殷墟发现的商王室贵族大墓中的妇好鸮尊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鸟形铜樽（现在国家博物馆）。整件鴞尊的纹饰主次分明，具有商代铜器的大气肃穆和独特的神韵。在河南安阳恒河两岸发掘出的10多万片商代王室记录占卜的甲骨文片，不仅揭示了三千多年前商代社会生活的内容，而且为中国古汉字的发展和延续奠定了基础。展馆中展示的大量保存完好的甲骨文片让我们很开眼界。

以河南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曾被称为古之“中国”。在洛阳地区多处王室墓葬遗址发现的大量陪葬乐器，列鼎成套、编钟成组，不仅体现了西周时期的宗法与礼乐制度，而且反映了青铜艺术的发展。东周时期群雄逐鹿、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黄金发展时期。军事方面，可以看到性能优良的青铜兵器、坚固实用的战车；文化方面，可以看到造型优美、制作精细的青铜乐器、家庭器皿和祭祀用品。汉魏时期，中原文化一统，多元思想融合。

青铜器是河南省博物院藏品的一大特色。从青铜时代序曲的铜铃到战国时期的错金银铜方罍和鉴，再到青铜艺术发展巅峰时期的《后母戊大方鼎》等，都体现出我国青铜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汉灵帝命著名书法家雕刻在数十块石碑上的6部儒家经典虽然今天已成残石，但可看出汉王对儒家教育的重视程度。隋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洛阳龙门石窟折射出隋唐盛世的佛教地位和宏大气派。迄今在洛阳和安阳等地出土的珍贵文物，例如精致的铜镜、唐三彩与瓷器、石造佛像等都反映了隋唐的时代特点。宋元时期，贵族与平民文化并存。《清明上河图》以全景式地构图，生动再现了七朝古都——开封街市的人文与自然风貌。河南博物院展馆丰富的内容、志愿者认真详细的讲解，让我们对古代中原文化及文明的演进有了更多的了解。镇馆之宝——青铜方鼎（现存国家博物馆）、象牙白菜、象牙萝卜和王孙皓编钟等都令人印象深刻。王孙皓编钟是我国春秋时代最辉煌的“皇家”乐器。与古代印度、埃及和欧洲的早期铸钟只能发出一种声音不同，有六个敲击点、四个音区，中心音域十二音齐备。说明在公元前6世纪，我国的乐器已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3、山西省博物馆镇馆之宝——晋侯鸟尊、石窟佛雕等

作为我国远古人类文明的摇篮和文化遗产大省的山西，建于1919年的山西省博物院更是内容非常丰富。展品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明清晋商》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和5个艺术专题构成。这些专题展览系统而深入的介绍了在黄河中游一带中国远古人类文明的延续发展历史。

在黄河由西向东的拐弯处发现的西侯度村遗址，证实了在180万年前，人类在这里制造出最早的石器工具。从山西南部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重器和完整城池，表明这里曾是商王朝的经济和战略重地。从晋侯墓地、侯马晋国遗址等地出土的国宝级文物显示，两周时期晋国金戈铁马、鼎盛称霸、六百年伟业奠定山西历史文化的基石。带有铭文的晋侯鸟尊，整体外型为鸟、象复合体，以凤鸟回眸为主题，用于献祭于晋国宗庙，是西周时期青铜艺术的杰作。从大同和太原及周边发现的诸多墓葬出土的文物中，可以了解在自汉至隋的800多年间，处于北通塞外草原、南临中原腹地的山西，将农耕社会与草原民族文化相交汇，促进“丝绸之路”的繁荣。

彩绘是中国雕塑艺术和寺观建筑艺术的重要内容。山西现存历代彩塑1.3万余尊，分布范围广、时代跨度大。从云冈石窟和天龙山石窟等文化遗产和各种不同时期的石雕及彩塑佛像中，展馆的文物展示了佛教从两汉传入中国，历经南北朝动乱，到隋唐后达到极盛的发展。

被称为“东方维纳斯”的唐代菩萨立像，让我们感受了佛教遗韵之美。从山西南部出土的各种戏曲和舞蹈砖雕展现了山西从战国到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过程。关汉卿就是山西诸多剧作名家之一。

展馆中真实再现的平遥商铺庭院和商业街道，让人们了解了山西商人以明朝北部边塞巨大的军事需求和盐法的推行为契机，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从经营粮盐到构筑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络，使晋商名闻天下。此外，《土木章华》专业展厅的山西历代古建筑也让我们见识了山西作为“古代建筑宝库”的风采。2012年我和朋友在山西领略了目前全国现存最高、保存年代最久的唯一一座木构塔式建筑——应县木塔的风采。

山西博物院通过在山西芮城的西侯度村发现的在180万年前人类采集与渔猎的文物，证实了西侯度村一带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我们在山西博物馆买到的一本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撰写的《文明的足迹》一书。该书明确指出，距今约200多万年前，古老的“中国人”已经在中原大地繁衍生息。人类的起源是多元而非单元的。

4、陕西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彩绘雁鱼铜灯、唐三彩骆驼载乐俑、鎏金舞马衔杯银壶等

陕西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212万年年前的西安蓝田上陈遗址，是东北亚最早人类活动遗址。26万年前的渭南大荔人，是中国人直系祖先的起源。8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母、炎帝和皇帝的远祖等，创造了中国的农耕文化。6000多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著名的仰韶文化母系氏族村落遗址。5000多年前，生活在陕西姬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姜水流域的炎黄部落，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开启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

历史上，先后有14个政权在陕西建都。曾经的古都长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唐代是与罗马、雅典、开罗齐名的历史城市。作为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安文化代表着中华文化的主干。因此，“西安文物甲天下”，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浩瀚的文物古迹遗存使西安享有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称誉。

2008年我们几个党校同学一起参观了兵马俑和陕西省博物馆，并与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馆长交谈，他向我们介绍了文物开发的原则和保护的成果，让我们很受启发。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了30多万件珍贵文物，并按历史年代和文物特点分类，展示了3000多件精品，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是我国四大最值得看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的古代内容部分，介绍了西周王朝的兴起、秦国的崛起与统一、汉朝的繁荣、唐朝盛世的辉煌与灿烂的文化以及隋唐之后的陕西文化。我们还参观了新开放的“大唐遗宝”展览。这个馆里展出了70年代初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挖出的大量金银珠宝和珍贵文物。精美的金银器皿、厚重的纯金银饼和金银铜币，显示西安在当时盛世的繁荣与富裕。如果以后再去陕西，一定会再去省博物馆细看。

5、山东齐国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青铜猪尊”

山东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石器时代的文明包括距今8500-7500年的后李文华；距今7300-6100年的“北辛文化”；公元前4300年-前25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以及距今4000-3500年的岳石文化。山东齐鲁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与影响。

2018年，我们参观了国家博物馆的《山东焦家遗址》专展。此次专展展出了在山东焦家遗址发现的大量距今5300～4600年的陶器、玉器等考古文物。这些文物证实了大汶口文化是龙山文化的直接源头，为探究黄河下游地区古代社会的发展提供珍贵的线索。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都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文明阶段。

2012年我们前往山东胶东半岛多地，在曾经是古代山东地区经济与军事中心的青州和滕州停留，并参观了全国县办的唯一一家国家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滕州的墨子博物馆、鲁班博物馆和汉画像博物馆。2014年10月，我们前往临淄，参观了齐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古车博物馆、东周殉马馆、姜太公祠和管仲纪念馆。在东营，我们意外的发现并参观了东营历史博物馆和孙武祠。多地博物馆的参观，让我们感受山东厚重的文化底蕴。

青州可以说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文明发展的缩影。在夏商时期青州就因为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合人类居住，吸引了中原地区为逃避战乱和自然灾害很多贵族和百姓迁徙来此，东夷文化逐渐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青州是当时全国九州之一，作为齐国腹地，凭借优厚的自然资源，加之齐桓公治国有方，鼓励农耕，发展经济，使得国民富裕，并在当时创造了先进的中华民族文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文化色彩的汉文化逐渐形成。青州龙兴寺大型窖藏佛教造像400余尊，成为“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

西汉时期，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设立青州刺史部，成为行政区划，说明青州在汉朝的重要位置。西晋时期，中央为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改变山川地理限制，实施“犬牙交错”的行政管理原则，青州成为山东三齐大地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北魏时期，在中国北方基本统一安定的环境下，青州受益于孝文帝宽松政策，农业经济发展迅速。青州人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最完整的一部农书，总结了当时青州地区丰富的农牧业生产经验。唐朝时期，经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在全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情况下，青州的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更加发达，不仅是唐三彩的重要产地，而且丝绸产品驰名全国。至北宋时期，青州已成为“东道之雄，号称富衍，物产尤盛”。当时全国6个纺织基地，青州织锦院即是其中之一。在北宋朝廷接受晚唐藩镇割据教训，多用文人治理的朝政的情况下，一些著名文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几人，都曾在青州任职并做过宰相。欧阳修的“青州书亭”、范仲淹“南楼”和“青州谢上表”等古籍都被纳入“四库文献”。金元时期，由于青州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蒙古朝廷还在青州设藩王府，由皇族镇守。明朝朱元璋北伐灭元，在占领青州后，成立了山东行省。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山东省会由青州移至济南。但最重要的原因，看来是因为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济南毗邻运河，比青州更便于聚财和实施统治。尽管如此，明朝政府采取的奖励垦荒、大兴屯田、兴修水利等政策使经济发展，城镇繁荣。青州的移民大增，商业繁华。各类税收增加，成为国家重要的税源地之一。清朝康乾盛世，青州继续依托其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发展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吸引商家云集。城市规模也逐渐形成。我们在青州博物馆惊奇的看到了大量跨越5000年历史的珍贵文物，了解了青州在古代历史上的重要位置和青州文化演绎的历史脉络。东魏、北齐贴金彩绘观音菩萨立像，细腻雕塑的美丽面容与服装，让我们叹为观止。

作为“齐文化”的发源地，临淄两千年前在先秦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曾与长安、成都、洛阳等都市并列。齐国历史博物馆内丰富的内容、珍贵的文物、保存完好的发掘现场、以及散落在临淄不同地点的诸多历史遗址，让我们了解了齐国强盛八百年之久的原因和齐文化的内涵。从公元前1065年姜太公封齐建国至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为止，临淄作为齐国的都城达800年之久，其浩繁的文物古迹使其拥有“地下博物馆”之称。齐国历史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尽管十分丰富，也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多数的王陵由于出于保护的原因而没有被开发，仅从挖掘并展出的珍贵文物，我们就可以看出两千多年前齐国生产力较高的发展水平。不论是家庭日常生活用品，还是生产工具和军事武器、或是宫廷器具，其精细化的水平和艺术表现，都显示了当时齐国的发展程度。馆中的镇馆之宝的“青铜猪尊”，其栩栩如生的造型更是让人们唏嘘不已。齐国历史博物馆也只是齐国古城遗址博物馆其中之一部分，古城遗址博馆还包括桓公台遗址、城门防御遗址10多处、冶铁、制骨、铸钱、炼钢等手工业遗址20多处、排水道遗址100多处、东周殉马遗址、孔子闻韶处等。虽然上述很多遗址并未完全开发，但这些遗址的规模足以反映临淄作为中国古代早期古都城市的规模和发展水平。

齐国历史博物馆和东营历史博物馆以史为纲，把齐国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贯穿于历史的主线之中，向观众展示了齐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成就，让我们比较全面的了解了山东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后李文化（8300～7300年前）、大汶口文化（6300～4500年前）、北辛文化（5400～4400年前）、龙山文化（4500～3900年前）的延续发展、生产力水平以及文物特点，齐国建国后的治国方略、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的发展，从而让我们从临淄和东营的缩影中了解两千年前春秋战国时的繁荣和发展，帮助我们认识和思考齐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并持续了800年历史的原因。

参观临淄的齐国历史博物馆和姜太公祠，让我们了解了，作为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太公为开创基业、富国强兵，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治国方针，“尊贤尚功”的用人路线，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经济政策。上述政策使齐国在国家治理方面，简繁琐、顺民俗，安定社会。在人才使用方面，“尊贤能、赏有功”的政策，使齐国八百年“尊贤不避卑贱，赏功多由事迹”成为传统。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重用商贾出身的管仲为相；齐景公任命出身卑贱的田穰为大司马；齐威王使用布衣之士邹忌为相，以刑余之人孙膑为军师；齐宣王拜名士颜蜀为师，发展扩大稷下学宫，集贤纳士。在经济发展方面，姜太公把农、工、商看成三件国宝。他强调，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适，三者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在此经济政策主导下，齐国最大限度的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和工商条件，取当地桑蚕盐业资源，发展纺织刺绣，搞活鱼盐丝绸交易，带动冶铁、制陶等商业经济，使得齐国财政收入增加，成为东方经济大国，傲居诸侯列国之上。

在古代曾是“泗水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滕州，战国时期产生过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和军事家墨子、我国土木工匠的始祖鲁班、因而称为“班墨故里”。在滕州的汉画像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大量保存完好、体现汉代贵族生活和艺术的石雕。汉画像石与汉墓、汉兵马俑并称为“汉代三绝”，是汉代时人们刻画在墓室、祠堂上带有鲜明主题的装饰石刻画。每一个石刻画都生动地描绘了汉代社会的典章制度、衣食住行与神话故事，让我们惊叹两千年前中国高超的艺术水准和贵族生活的奢华。但到东汉末年，由于社会动荡和黄河流域地区黄巾军起义对封建豪强势力的打击，使这种耗费人力物力的厚葬陋俗无以为继。我们的总结为：汉画像石始于经济，止于战争。

在鲁班博物馆，我们看到了两千多年前鲁班在机械、土木、手工工艺方面的发明，还了解了在当今鲁班工艺的大量沿用和发展。鲁班在农机具、兵器、锁匙和土木建筑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发明。在纪念馆，我们还了解了鲁班石在石拱桥的应用和鲁班发明的“斗拱”与“榫卯”在木质建筑上的应用。我国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均使用了鲁班的斗拱与榫卯。

在墨子纪念馆，我们学习了两千年前中国思想家、科学家和军事家墨子对中国科学与军事方面的贡献。毛泽东对墨子的评价是：“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是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家。”

作为思想家，墨子提出了一整套有利于平民的政治思想。他主张“兼爱”，其实质是“爱利百姓”，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他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倡导“节用节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他提倡“尚贤使能”，认为，当一个国家主政却不能蓄纳贤土，那就要亡国了。发现贤人却不急于举用，贤人就会怠慢其国君。没有贤才就不能处理危难，没有贤才就不能与之谋虑国事。作为科学家，墨子在光学、力学、几何学、工程技术和物理学方面都有重要的创造和贡献。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对墨家的成就评价是：“完全信赖人类理性的墨家，明确的奠定了在亚洲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的东西，…勾画了堪称之为科学方法的一套完整的理论。”蔡元培曾指出：“墨学中断使中国科学不得发达。”作为军事家，墨子主张“非攻”。他不仅继承了前人利用竹、木、石、沙、陶等作为制造武器的材料，还利用铜、铁等金属原料制造兵器，而且利用杠杆、滑轮、声振和化学等科学原理运用于防御战争。墨子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博大精深，非常丰富。遗憾的是，由于秦始皇实行的“焚书坑儒、废黜百家”的政策，使墨子的思想未能延续和传承。此外，也是由于同时期的孔孟思想更加符合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压制了墨子的思想传播。陈独秀曾说：“假如墨学不绝，汉以来的历史绝不会如此。”

6、辽宁与吉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女神头像”、“玉块形龙”等

人们说起中华文明，首先会想到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一带的贡献，很少有人提及东北的古代历史。然而，松花江与辽河（东北南部最大河流）流域也都是远古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白山黑水”的东北，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古代历史上，华夏文明中最早遗迹之一的红山文化发源于东北的西南部。红山文化是据今6300～5000年中国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2021年我们到辽宁和吉林东部旅行，在丹东参观了抗美援朝纪念馆，在沈阳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清昭陵、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沈飞航空博物馆等7个博物馆及沈阳新乐遗址；在吉林参观了吉林省博物馆、延边博物馆；伪满皇宫博物院、长春电影博物馆。东北之行所参观的15个博物馆，从考古遗址发现到民族迁徙融合、从地质地理到自然资源、从满清的勃起到伪满的耻辱、从东北抗联到抗美援朝、从重工业的建设到东北的贡献直至今天，让我们多角度的认识东北，了解早期的东北文明和辽吉在新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很有收获。

辽宁省博物馆和吉林省博物馆的古人类分布与考古文物展示出，古人类在中国境内由西向东、由南向北逐渐扩散和迁徙，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变化是重要的因素。森林茂密、江河纵横的东北腹地为古人类生存提供了便利条件。松花江与辽河（东北南部最大河流）流域都是远古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显示，28万年前人类就在辽河流域繁衍生息，所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经测定为距今25万年，其人类进化的特征较同时期的“北京人”相近。这是人类进化的罕见标本，表明它们已跨入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进化的过渡阶段。吉林安图县发现的晚期智人古人类臼齿化石，距今为2.66万年。这是属于约七万年前最后从非洲迁徙出来的晚期智人，也是走得最远的一拨人。辽宁境内发现的数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考古文物显示，距今8000年左右，辽宁已率先进入文明起步阶段。

在沈阳新乐和丹东等地发现的原始氏族聚落遗址，展示了氏族社会繁荣的生活景象。新石器的早、中、晚期文化也都在东北中部的嫩江、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等流域有广泛的分布。我们在沈阳参观了距今7200年的辽河平原最具代表性的史前遗址——新乐遗址。遗址地面上的数十座氏族成员集会和议事的房屋场所、房址内大量精致打磨的生活和农耕用石器、木雕艺术品、玉器、煤精制品和黍类谷物等，显示距今7000多年前，原始的农业已在辽河平原产生。

几年前我们参观的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涵盖了距今8000年到距今5000年的前期、早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在那里，我们了解到，渭河流域的大地湾先民8000年前开始种植黍类谷物，被认为是中国农业起源和新石器文化较早产生的重要地区。此次亲临数千年前的沈阳新乐遗址，了解了辽河平原与渭河平原人类文明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这一事实。

研究表明，距今7000年左右，北半球的气候处于温暖湿润的黄金时期，富饶的水族、茂盛的草木、从东向西蜿蜒流经的河流，为古人生产和生活提供合适的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可能。所以，东北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6000～5000年前，燕山以北地区曾经聚落林立，以粟为生的红山先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文化。辽宁省博物馆保存了距今7600年的龙纹陶片，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龙形古文物。

我们还看到了预示辽河流域文明曙光的、距今6000年～5000年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女神头像”。据介绍，这座用黄土烧制的泥塑，是5000年前大凌河流域先民精神世界的主宰。博物馆内的一张显示红山文化与五帝传说的关系图，很清楚的画出了最早中华文明构成的三大部分：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燕山南北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黄帝时代；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以中原粟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神农氏华族时代；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移动南沿海稻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虞（夷）夏时代。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为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基础。

结合2020年我们在国家博物馆参观的以辽宁省博物馆文物为主的《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我们对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多的认识。红山文化所处的西辽河流域，早在前红山文化时期，已经进入文明起步阶段，其后又出现“与夏为伍”的强大方国，显示了这一地区文化的连续性，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古成就展以大量代表红山文化的精美玉制品，例如，距今5500年的玉勾云形器和玉块形龙，作为祭拜神灵的重要载体，展示出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和红山文化神秘的精神内涵。红山玉龙是中国年代最早的龙形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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